关注:
你当前的位置 > www.long8.com >
www.long8.com
狄仁杰塑造者、房中术研究先驱:无法被定义的高罗佩
页面更新时间:2017-10-06 18:22

狄仁杰塑造者、房中术研究先驱:无法被定义的高罗佩

比来两年,有一句话在搜集上特别盛行,被《咬文嚼字》杂志评为“2012年十大风行语”,那即是:“元芳,你怎么看?”许多人知道这所谓的“元芳体”出自电视剧《神探狄仁杰》,是狄仁杰遇到疑案时常问其贴身保镖李元芳的一句话。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狄仁杰原来只是唐高宗、武周时匡正弊政、扶保唐室的贤相,对他的断案如神则知之甚少,因为新、旧《唐书》仅有一句话说起狄公断案,称其于“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 。而且后辈描绘狄仁杰断案故事的文学作品也并不多,最有影响的就属《武则天四大奇案》,但该小说也仅在前三十回叙写了狄仁杰在昌平县尹任上判决的三桩奇案,小说中狄仁杰的抽象矮小全缺乏而立体感缺少,且概念化、平面化,www.long8.com。那么是谁重塑了赃官狄仁杰并付与他神探的抽象呢?那等于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被《华声报》选为“二十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一百个本国人”之一的荷兰小说家、汉学家及外交家。

高罗佩其人其事

确实,高罗佩是个传奇人物。在荷兰外交部的同事眼中,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在中外读者眼中,他是一个侦查小说家;在东西方学界,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汉学家;在言语学家眼中,他是一个粗通十五种言语的天才;在孩子们眼中,他是一个严厉甚至有点专制的家长。

高罗佩于1910年出生于一个荷兰军医家庭,五岁时追随父母分开了荷属东印度(指1800年至1949年的荷兰殖平易近地印度尼西亚),并在那儿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也正是在当时荷属东印度首府巴塔维亚的中国城,高罗佩初次接触汉字、汉语以及中国的瓷器、喷鼻香炉、字画等器物,深深陷溺于这种在他看来神秘但又奇妙的文化。小学七年级时,他又经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Les Tribulations d’un Chinois en Chine)略知了中国人的生活及空想。从此,想要进一步懂得中国文化的幻想在高罗佩幼小的心灵中萌动。

回到荷兰上中学后,高罗佩便开始自学汉语,“汉字把深刻的内涵同完善的形式联合起来,进修汉字使我非常幸福和陶醉。”他延请一位在瓦格宁根大学专攻农学的中国留师长教师教授汉语,因而到上大学时,他已认识了很多汉字,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利用毕生的中国名字“高罗佩”。在着名的莱顿大学,高罗佩主修汉语、日语及法则,常在相干刊物上发布自己翻译的中国古诗以及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如在知名期刊《CHINA》上刊登苏东坡《前赤壁赋》、陶渊明《五柳师长老师传》等中国现代文台甫篇的译文,并宣告诸如《<诗经>述评》、《<古诗源>——现代诗歌的根源》、《哲学家杨朱》等研究性短文。在乌特勒支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后,高罗佩决定了外交部的义务,迫不及待地奔向东亚及日思夜想的中国,从此开启了他跟随中国梦、研究中国粹的行程。

高罗佩

高罗佩的第一份任务是荷兰驻日使馆翻译,在开始其外交生活的同时,高罗佩急不可待地深造中文跟日文,理解中日文化中大批他感兴趣的知识。他对中国明朝文化情有独钟,因为在他看来,那是在元、清两个外族王朝统治缝隙中一个纯粹由汉人统治的王朝,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性的约束及物质的丰富,因而明朝士大年夜夫的专业生活精致而富于情趣,高罗佩向往这种生活,并从琴棋字画着手,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传统士大夫。他自号芝台,给自己的书房冠以诸如“集义斋”、“吟月庵”、“尊明阁”之类庸俗的中国名字。他拜访了事先的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并追随中国公使馆秘书孙?学习口语、书法、篆刻等,研究古书画鉴赏与装裱。他借去北京出差的机会访问班禅喇嘛,拜师于著名琴家叶诗梦门下学琴,去琉璃厂淘古董及珍稀古籍。任务之余,他一头扎进宠爱的汉学研究,陆续宣布或出版有关中国古琴、明末义僧东皋禅师及道教神通的相关学术论着。 

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灾祸,却给深爱中国文化的高罗佩创造了一个契机。1943年3月,高罗佩被派往荷兰驻重庆使馆担当一等秘书。事先的重庆是抗战正酣的中国国民政府的陪都,只管满目疮痍、物质匮乏,却聚集了各界精英,这就给热衷于结交中国绅士的高罗佩一个极好的机遇:“在重庆渡过的岁月,对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具有了不可估量的价值。来自中国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精良学者和艺术家都聚集在这里,而因为实际上不其余娱乐,放松自己的主要活动是天天的茶话会,以及就中国文化中任何假想失掉的话题停止没完没了的扳谈。”从1943年3月到1946年4月,高罗佩运用这三年时间结识了多位宦海、学界、艺术界精英,如许世英、王?生、王世杰、吴国桢、冯国祥、郭沫若、田汉、沈尹默、于右任、徐悲鸿、傅抱石、徐元白、查阜西、杨少五等。他参加了重庆天风琴社,以琴会友、切磋技能;他常去苏渊雷先生所开的书店“钵水斋”及中国友人家中,参加文学界、书画界人士的雅集,以文会友,交流字画鉴赏、古董收藏之教训,风流余韵,传播至今。更重要的,他在重庆结识了名媛水世芳密斯,并于1943年年底迈出了融入中国的重要一步——与世芳喜结良缘,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婿。他为自己婚后的专业生活找到了一个新去向,也即狄公案小说创作。同时他的汉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性文化、法律史以及猿文化的广泛浏览及研究。

外交官的职业决定了高罗佩生活的流落无定,但无论身处世界哪个角落,他总为自己部署一个中式书房,供上佛像,放置中国古书、古琴,悬挂起书法条幅、匾额,那是他最溺爱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家园。无论多忙,他每天坚持练习书法,终生不辍。从高惠联(Willem van Gulik,高罗佩长子)所赠的高氏书法作品复印件及吊挂在《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作者万莲琴姑娘家高氏以篆体字书写的横匾“延裕呈福”看,“高体”书法雀跃圆润、笔力雄浑,别树一帜。

无论是在莱顿大学东亚藏书楼阅读高罗佩的藏书,还是在波士顿大学Mugar Memorial图书馆翻看其狄公案小说及《长臂猿考》的打印稿,那些因时期久远而发黄发脆的古籍,那些高罗佩手绘的小说插图,那些密密麻麻的手写说明都让我肃然起敬。尤其是《长臂猿考》的书稿,那是他在获悉自己已是肺癌晚期病人时在医院完成的,同时他还在临终前写完了狄公案系列小说的最后一部《黑狐狸》。正如其次子彼特(Peter van Gulik)所云,他的爸爸是战去世在沙场上的。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高罗佩在临终前一边吃止痛药一边在病榻上连续着他未竟的汉学研究和小说创作?我想答案只有一个:对中国文化刻骨铭心的酷爱。

高罗佩廉价卡片

高罗佩的汉学研究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使高罗佩出力改造自己为一个中国式士大夫,这个愿景也成为他对汉学开展辐射性研究的核心点及源能源。

童年烙在脑海中的对中国书画的好奇成为高罗佩收藏研究中国书、画、笔、墨、纸、砚的动力。如果说《米芾及其砚史》和《书画说铃》只是两本导读性译注的话,《字画鉴赏汇编》则汇集了书画装裱、古字画辨伪、印章鉴赏、名家卷轴珍藏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尽管对中国画家所看重的各类艺术技巧缺乏深入研究,但此书在书画装裱及分辨中国文物方面不乏颇有见解的经验之谈,www.long8.com

年轻时重逢中国古琴并对其一见钟情,高罗佩不但师从着名琴家叶诗梦、关仲航等习琴,加入组建重庆“天风琴社”,还由浅入深,开始了对琴铭、古玩琴及中国琴文化的研究。他先后宣布或出版了《琴铭研究》、《论三种古琴》、《嵇康及其<琴赋>》、《中国文人音乐及其在日本的传播》等论着,并最终出版了中国古琴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琴道》。《琴道》是西方系统研究中国古琴文化的力作,该书从史学、哲学、文学、美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讨论中国古琴及琴乐,同时还涵盖了古琴演奏法及减字谱,可谓不见经传,深入浅出。

高罗佩自刻印章“中和琴室”

高罗佩对中国的道教及佛教文化异常兴趣盎然。撰写博士论文时他接触到了源于印度、经过中国并借空海法师传至日本从而形成“真言宗”的密宗,再加上中学时师承荷兰着名言语学家乌伦贝克(C. C. Uhlenbeck)教养所打下的梵文功底,高罗佩撰写了《悉昙:中国和日本梵文研究的历史》一书,着重讨论来源于印度的悉昙在中国及日本的传播史。他在撰写《琴道》时因追溯中国古琴东传日本的历史而留心到了东皋心越禅师,发现东皋在将曹洞宗传至日本的同时也将古琴带到了东土,由此编撰了《东皋禅师集刊》,不只为佛学史,也为日本琴学史作了拾遗补阙。此外,高罗佩《中国的“现结芒果”术:一篇对道教神通的论文》则向西方读者介绍了印度“现结芒果”术的释教渊源及其为中国道教所接受并以“瓜果结实于刹那”、“韩湘子令开霎时花”、“道士种梨”等法术流传中土的进程。

高罗佩最为中国学界熟知的汉学研究是其对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开创性探索。高氏涉及这一领域纯属偶然,因狄公案系列中的首部小说《迷宫案》在日本出版时,在是否用裸女作封面这一成就上高罗佩与日本出版商发生争辩。高氏认为中国不色情艺术,以裸女作封面分歧乎中国传统;而出版商则持相反见地,并倡导他去书店及古玩店找一找。由此,高罗佩购得明代秘戏图版画《花营锦阵》雕板并开始了对中国春宫画的研究,出版了《秘戏图考》这部开拓性论着。在此基础上,不久他又将全体中国现代性文化归入研究视野,从性史、社会史及文化史角度,结合大量文献、史料、秘籍,撰写了《中国现代房内考》,向西方读者揭开了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奥秘面纱。

高罗佩对中国植物文化的兴趣始于他早年的博士研究项目“中国和日本对马的崇敬及其文化渊源”,并以博士论文为基本于1935年出书了专着《马头明王古今诸说源流考》,不只考述了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地的拜马信奉,还将论述范围延伸到了其泉源印度密宗对马头明王的崇拜。除了拜马信仰,高罗佩还留神到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崇猿文化。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倾力于这部先容中国猿文化的学术专着《长臂猿考》,拔取猿这一极为贴合中国古代士医生审美兴致的植物,将上自商周下至元明三千余年文献及图像中的猿意象纳入研究视野,横跨文学、史学、植物学、艺术学等范畴,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从商周至元明中国猿意象的汗青流变,剖析了崇猿传统的文明渊源,并对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四年夜传统猿主题,即“猿啸哀”、“猿连肱涧饮”、“猿善猴恶”、“猿通臂”结束了探讨,矫正了暂时以来不少意识上的误区。在研讨方法上,高氏不仅器重文字文献跟图像文献的引证,并且经由常设喂养猿以观察其生涯习气,搜集和积累有关猿的音像资料,其研究动物文化的宏通视线和奇特措施都存在很强的范式意思,在学术上的首创性并不亚于《春宫考》。

总之,高罗佩的汉学研究以博学、多元、前沿着称,虽有零碎、偏门之嫌,但其在良多冷僻领域的开辟之功实不成没。

《长臂猿考》初稿

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创作

本文开端我们已说起高罗佩重塑了狄仁杰的抽象,实在,高罗佩“结识”狄仁杰也领有相当的偶然性。二战爆发后日本盘踞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荷兰参加同盟国行列。两国在“龙田丸”号火轮上交换外交官时,高罗佩等人仅被允许携带一只皮箱离开日本,而他无限的行李中却有一本清代无名氏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亦名《狄公案》),恰是这本小说让高罗佩与生活在1300多年前中国唐代高宗、武周时代的狄仁杰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高罗佩眼中,《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前三十回基础符合西方人的欣赏习惯,小说短小凝练,情节架构新颖,描写人物无穷,开端并未吐露罪犯信息,也无太多荒诞的超自然元素及漫长风趣的品格说教。高罗佩将该书前三十回译为英文自费出版,居然大受读者青睐且很快收回了成本。英译版《狄公案》的畅销以及对中国公案小说和刑事案例的剧烈兴趣,激发了高罗佩鉴戒狄公案小说的热情,从第一本小说《迷宫案》问世到其临终前实现的《黑狐狸》,高罗佩一发而不成收,一共创作了十七种狄公案系列小说,今朝已被翻译成29种语言、在38个国度出版。对高罗佩来说,小说创作除了是他专业生活的消遣和调停,还能提醒中国人不要遗忘本人的公案小说传统,同时又告诉西方人侦察小说并不是他们的专利,中国“宋有《棠阴比事》,www.long8.com,明有《龙图》等案,清有狄、彭、施、李诸公奇案;足知中土往时贤明县尹,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 

高罗佩为狄公案小说手绘地图

狄公案系列小说中狄公的形象多半是县令。县令是一县之父母官,掌管着全县诸如征赋税、均差役、领军政、保治安、兴水利、劝农桑等大大事务,平决计狱只是其职守的一个部分。而高罗佩偏偏只专注这一部分,他广罗中国现代刑律折狱龟鉴及公案小说素材,将其重组拼装到狄公一人身上,除了赋予他为政廉明、法令不阿、不畏权势、体恤苍生这些贪官特点外,又为其叠加了重视现实、亲自侦察、周到推理的西方侦探特质,以其西方人的审美兴趣,重塑了身兼神判与神探双重身份的狄公抽象。再经过公平设想和艺术加工,并佐以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技能,狄公故事不只在量上得以减少,而且在质上也得以提升。兼具传统公案小说及西方侦探小说的优长,狄公抽象因而也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增殖。

有意思的是,高罗佩有意有意中在狄公身上浸透了自己的影像。扬威廉(Janwillem van de Wetering,1931~2008)在其所着的高罗佩传记《高罗佩:他的生活,他的著作》中多么说:“高罗佩在畅饮清酒后的微醺之际,曾喃喃地对友人说:‘狄公就是我’。”这是一个广泛现象,很多作家在塑造自己爱好的人物时,常把自身的表面及人格特色投射到那些人物身上,让自己跟随着他的英雄自在游走于现实界与幻想界之间。高罗佩玉树临风,伟岸矗立,目光睿智,把他的照片与他所绘的狄公像对看,确切有几多分神似。不只名义相似,他们还异常博学多才,恪失职守,在齐家治国平全国的同时又歆羡得道高人,时常徘徊于降生与出世的抵牾中。狄公也有高罗佩的一些爱好,如喜好美丽善良的女人;闲时兴起,也会操缦揉弦,吟风弄月一番。他也会被假象蒙蔽而犯错,有时也因猜疑自己判断有误而心虚,唯其如此,读者才华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濒临生活本真的狄公,而不是被拉上神坛的苍天大老爷。由此,狄公或者Judge Dee不只深深征服了西方读者,成为他们心目中名符切实的“中国福尔摩斯”,而且也让广大中国读者重新认识了狄仁杰,并为此沉醉及自豪。狄公抽象在西传及东归的传播过程中生成出新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增殖气象。

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高罗佩特藏室

高罗佩研究的现状及意思

在西方汉学界,高罗佩与英国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瑞典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美国佛里尔(Charles Lang Freer,1856~1919)及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1864~1948)、英国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等一起被誉为七位华风西被的着名汉学家。他远离学院派汉学研究的传管辖域,只钟情于边缘冷僻而又极具学术前瞻性的课题,并凭借其狄公案系列小说在源文化国家赢得普遍尊重和较高有名度,这便成绩了欧洲汉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高罗佩现象”。“高罗佩现象”是荷兰汉学转型的一个鲜活坐标,更代表了“新文化史”视域下欧洲汉学界物资文化研究的先声。此外,高罗佩以小说传布其研究成果、让学术走出象牙塔的实践亦是西方汉学史上鲜见的成功案例,因而极具范式意义。

然而,这位杰出的汉学家尚未失掉国内外学界的足够关注。国内的高罗佩研究近况是,大陆学者大多关注已有中译本的狄公案系列小说及《中国现代房内考》等性学专着,或讨论狄公案小说对中国公案及西方侦探小说的完美结合及其在文化传播方面的贡献,如汤哲声、张萍等人的相关论文,或对其性学研究停止介绍及纠偏,如江晓原《高罗佩<秘戏图考>与<房内考>之得掉及有关成绩》,偶有音乐专业的学者论及其琴学类专着。台湾学者对高罗佩的研究视野相对比较广阔,陈珏从物质文化及新文化史角度考察高罗佩的汉学研究,李美燕的《琴道:高罗佩与中国古琴》一书则从琴学角度讨论高氏传播中国琴文化的尽力。

而在国外,由于高罗佩的汉学研究剑走偏锋,溢出了传统文史哲领域,所以对他的研究亦是零星且不成体系的。James Cahill的van Gulik on Erotic Pictures Reconsidered、郭?的Robert Hans van Gulik Reading Late Ming Erotic均是对高罗佩性学着作价值的评估和审视;Wilt L. Idema 的The Mystery of the Judge Dee Novels、Alford, William P.的Robert van Gulik and the Judge Dee Stories等文则聚焦狄公案小说的得与失,Thomas Geissmann的Robert van Gulik and the Apes of China in Ar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一文以画论猿,从植物文化史与艺术史角度评价高氏《长臂猿考》。更多的则是回忆、纪念性文章,若何四维(A. F. P. Hulsewé)的Nécrologie: R.H. van Gulik(1910~1967)等。

因此,这位挺立独行于欧洲汉学界的怪杰尚未掉失落学界应有的存眷,鲜有人注意其书画鉴赏及植物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更无人对其在欧洲汉学史上的感化和位置停滞单方面考核。本书拟在片面讨论高罗佩汉学研究结果及狄公案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高罗佩景象”在欧洲汉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感召,进而检讨后殖平易近时代“中学西传”的特点及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面对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新格局和各地区文化调解、渗透的新局面,这一研究应不乏事实意义。

(本文摘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施晔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5月。禁受权,澎湃新闻转载。标题系编辑所拟。)